《周礼》记载 ：以五声听 狱讼、求民情。
[13]深圳福田区法院试行、审判长负责制、，庭长仅保留行政待遇而取消其干预审判的权力。因为，法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推进法治是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最好的讲政治。
例如，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否有收集证据的权利，由于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得不明确，不同的条文在表述上不一致，而且新出台的法律解释文件对此又加以回避，从而使律师在侦查中的取证权难以保障。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除了首先让民众在身边感受到公正以外，还需要维护司法的终局性，包括正确处理司法既判力与信访制度的关系，涉诉信访应当被诉讼程序所规制，对生效裁判的信访应纳入申诉复查程序依法处理。一旦发生冤案错案，如最近的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冤案。应当看到，对司法权的运行加强监督制约固然非常有必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的廉洁与公正问题。此项原则的主要问题，是将国家权力平行互动的单面关系，取代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组合的构造与功能。
数字化指标体系的检测，首先用于司法态势、发展趋势与问题的把握，而不应当机械用于单位与个人的工作业绩评价。但这种内部的小改革力度不足，需在法律制度层面作进一步的改革。{22}在1790年出版的《道德情感论》第六版中，亚当·斯密增加了一篇告读者（ advertisement），这篇短文可以佐证Millar这段话所指的正是斯密所谓的法律的后三大目标。
{62}See Knud Haakonssen, The Science of a legislat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p. 157～158 {63}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 316. {6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26}在批评普芬多夫与霍布斯的同时，斯密也间接地批评了格老秀斯，及其理论的不完美（with all itsimperfection），因为他的理论同样以自然状态为前提。社会是自然的、抽象的，是一套普世的、完美的秩序原则。无疑，梅尼克所谓的这一些地方正是斯密对文明社会所作的历史阐述。
所以，与今天含义相反{42}，在当时的政治讨论中，Civil Society指的是一种与野蛮、原始（savage）的社会状态相对的政治状态，总是与国家（state ）、实定法（positive law）和政府（ government）并举，甚至就等同于政府和政治社会。而且，正义并非起源于政府，而是社会行为，政府不过是正义诉求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其责任在于维护健康的社会（society ）。
在这个问题上，斯密拒绝了现代自然法传统中的社会契约论。然而，与霍布斯、洛克的政府理论相区别，斯密不仅要说明政府的原理，还要考察这些原理在历史上的变革，从而使他的学说展现出历史的逻辑。因为斯密把道德哲学奠基在同情的人性基础之上，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公共政策（police）、公共收入（avenue）、军备国防（arms）代表的是历史的逻辑。
斯密用sense of publicinterest来诠释效用原则的含义，正是这种感觉判断使得人们服从政府。他一面强调自己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间的一致，一面解构了古典的学问。尤其重要的是思考引入不同政策法律的必要性真实与否，以及对国家来说是否继续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事实上，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之间的区分如此僵硬和刚性，真正的社会毫无立锥之地。
{25} 斯密对普芬多夫与霍布斯之间的争论是颇感沮丧的，他随后写道，尽管处理在自然状态下的法律，或者自然状态下财产如何转移的途径毫无意义，因为并不存在这种状态。所以，效用原则在政府行为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必须注意的是，斯密曾在《道德情感论》中对休谟的效用主义提出过批评，认为那不过是事后之见（ after-thought）。他爱怎样做就可以怎样做，可以媾和宣战，可以征课捐税等。
在斯密看来，他们都是对自然法理学的著述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writers of note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在斯密的身上已经了无痕迹，斯密无疑是启蒙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在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启蒙的自信正是现代性最明确的标志。1763年，在开始他的法理学讲座之前，斯密选列了一个先驱者名单：Grotius、 Mr. Hobbes、 Puffendorf、 Baron de Cocceii。{61} 财产在少数家族积聚起来，财富和影响力均成为世袭之物。{53}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B） 210～211, LJ （A） , volume VI, pp. 18～19. {54}前注{3}，[英]亚当·斯密书，第285页。自然所指者何？以理性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为底色的神学体系、齐一的人性（humannature）论奠定了整个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础。
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哲人的论述中表现为不同的样态、具有不同的意义。而在亚当·斯密这里却刚好相反：政府理论变成了立法学（法理学）的一部分，而法理学又仅仅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社会契约在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划开了一道巨大的沟堑，两者互不相容，永远无法合拢，也无法通过桥梁实现连接。{59}关于道德普遍规范的研究，参见James R. Otteson, Adam Smith's Marketplace of Lif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英]加文·肯尼迪：《亚当·斯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在赞许或谴责任何受它们审查的情感或行为时，我们的道德能力，所遵循的那些普遍规范（ general rule），也许有更好的理由被冠以法律的名称。在亚当·斯密的第一部传记、他逝世三年之后发表的《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中，Dugald Stewart记录了斯密的学生John Millar {20}的一段回忆和评述，在他（亚当·斯密）讲课的最后部分，他考察了那些并不是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上，而是以权宜原则为基础的行政法令，它们以促进国家的富裕、强盛和繁荣为目的。
{69}前注{3}，[英]亚当·斯密书，第435页。禁绝享乐的欲望，变得不那么必要，心灵比较可以随意放松他自己，并且在所有享乐事项上，纵容它的各种自然倾向。前注{12}，Adam Smith书，第401页。怎样书写历史、怎样思考历史才能不再重蹈古人的覆辙，超越政策的法律，洞见法律背后的正义？这样的路径恐怕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正义的法律来审查、检视历史。
{18} 斯密的这段陈述可谓字字珠玑，不仅包含了自然法理学的定义、内容，还暗含了看似矛盾的两套逻辑：即自然和历史的逻辑。参见前注{1},Edward Shils文。
而洛克一方面强调两者的不相容性，另一方面又企图用自然法将它们贯通起来，从而使自然法处于一个极暧昧、极尴尬的境地。事实上，史上的法律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法律体系的评述已经引发了对自然正义规则（rules of natural justice ）的探索研究。
{50}前注{12}, Adam Smith书，第321 ～322页。但正义并非源自实定法（positive law），并非源自主权者的意志，也不是人为的德性（artificial virtue） {34}。
洛克在《政府论》中将Civil Society等同于Political Society,{40}与自然状态和以家庭形式存在的conjugal society相区别。所有个别的社会成员全都被令人愉快的爱与情谊的绳子绑在一起，并且仿佛被拉向共同的友好互助生活圈的中心。斯密将这个初级社会阶段称之为狩猎社会（nations of hunters／society of hunters）。{52}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6页。
甚至对英国大多数人民来说，契约学说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授，大多数人并不知晓。由于他的道德哲学是一种情感理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sense对斯密而言具有特定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sentiments互换，意指道德的认知能力。
但是，一个国家总是怀疑来自外国的人，认为他们不像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人民那么可靠。{39}通过区分Natural law和Civil law，霍布斯也相应地区分开Natural State和Civil State，后者指的是一种政治的状态，也就是在利维坦统治下的状态。
但它仍然是一种理念的存在：一种纯粹正义的秩序。也正因此，尽管权威以虚荣为基础，可能腐败人们的道德情感，但这仍然不影响它成为政府的原则。